“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综述
项目时间：2024-07-26
2024年7月6日，由江西师范大学和井冈山管理局共同主办的“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江西师范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井冈山管理局、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的相关代表出席会议。来自全国4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报刊社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学术会议围绕“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以必要”“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内容”“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主体”“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路径”等内容展开。在主旨报告环节，11位专家学者以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为主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在分论坛上，近40位学者围绕加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研讨。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以必要？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性话题。文物承载历史，传承文明。革命文物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研究，以革命文物为依托，以物证史、以物叙事、以物说理，有利于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翔实资料素材。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展示传承处处长吴寒表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坚持对革命文物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苏区故事，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打造革命文化传播交流的大平台，不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利于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金龙具体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一是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通过革命文物可以了解党的革命历程和历史贡献，了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形成了精神谱系，通过革命文物可以感受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魅力，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涵。三是能够塑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形象。革命文物承载多方面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华民族形象、中国人民形象的体现。革命文物展示的多维形式，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误解和偏见。四是增进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能够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津从革命文物承载的内涵特质角度阐释了革命文物为何要跨文化传播。他认为，革命文物见证了百年大党的苦难辉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艰辛历程，凝聚了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从不同侧面和领域折射出革命先行者伟大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学术院长孙秀玲从革命文物在文化润疆中的作用角度出发，阐释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她认为，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带领新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也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重视革命文物的内涵挖掘和意义建构，对于巩固文化的主体性、增强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副主任黎志辉从以革命文物为媒介打造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对外窗口的角度阐释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他认为，革命文物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取向，对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独特作用。首先，革命文物是人类精神交流窗口。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精神标识的革命文物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振奋精神与文明互通的历史见证，具有跨国界的文明属性。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可以以实物为媒介促进精神互通和话语认同。其次，革命文物是社会生活交流的窗口。革命文物多数是社会生活日常用品，但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生活的历史见证。最后，革命文物是文化创造的交流窗口。与新科技、新媒体融合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能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成为跨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中国现代“基因”的重要窗口。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物？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应该传播什么？
对此，吴寒表示，革命文物承载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动记录。从虎门、武昌到石库门、天安门，从鸭绿江、原子城到深圳莲花山，从大寨小岗到浙江的渔村、湖南的十八洞村，革命文物生动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复兴的恢弘史诗。革命文物承载革命精神，是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革命文物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精神、所蕴含的文化。革命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砥砺奋进。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是现代文明的深厚滋养。革命文物“活”起来，不是简单的旧址利用、文创开发、研学、红色旅游，而是让革命文物所承载的精神“活”起来，让精神入脑入心，进而激发人民的爱党爱国热情。革命文物工作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思想内涵和当代政治意义，生动展示好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有效服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加文表示，要依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的优势，坚持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开展重大课题攻关，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要凝聚各方力量，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步伐，打造专业队伍，开发特色优秀文创产品，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革命文物传播实践。
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副书记李莹表示，传承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要进一步深化革命文物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凝聚起民族复兴的最强精神力量。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是我们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陈金龙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信息传播。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以革命文物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给世界。革命文物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许多文物本身就是精神的载体，从中可以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王国龙认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井冈山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赣南师范大学讲师胡聪认为，革命文物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物证和鲜活素材。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内涵，就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有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生动阐释好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描画好大党该有的“大的样子”。
孙秀玲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政治认同。一方面，革命文物是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要以增强政治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另一方面，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可以以他者的视角让更多人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打破偏见，牢牢掌握国家叙事话语的领导权、管理权、传播权以及生产权和表达权。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纪亚光以李富春、蔡畅十万特别党费收据为案例，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伟大建党精神。
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院院长唐伟胜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以实物为载体，向人们传播文物背后蕴含的革命故事和精神价值，讲好革命故事是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所在。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文化自信。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树立正确的三观。红色文化赋能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深化革命文物的研究与阐释，挖掘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将革命文物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作用，激发学生的爱国感、强国志和报国情。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副总编辑刘云云从红色基因的传承与传播如何有效触达海外受众的角度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话语阐释权。她指出，英文的语境和中文的语境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高度重视话语阐释，讲好中国故事。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婷等认为，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浓缩和一脉相承的遗传密码，是政党的初心标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党的形象。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梁建新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一个过程，其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黎志辉认为，革命文物与世界普遍流行的“眼光向下”的社会史观、民众史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能够为其他国家的人士近距离观察中国近代的民众抗争提供历史依据，从而使其产生跨越时空的共情效应。
甘肃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刘木子认为，陈列展览是革命文物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革命文物对外展览的策展主题，应当在中国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中讲述普通中国革命者和支援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外国友人的故事，以相近的价值观使国（境）外观众产生共情和共鸣。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晨认为，中央苏区革命歌曲中集体记忆与空间场景的交叠，共同展示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画卷，对当下延续中央苏区革命歌曲中的集体记忆与场景有启发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林诗昊认为，革命文物等宝贵的红色资源在新时代价值重构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拓展红色文化产业领域阵地、树立正确红色资源开发理念、借助科技形成红色文化产业全新业态和强化红色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等举措，可以使红色资源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实现红色文化产业快速可持续发展，助力革命老区振兴。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欢认为，革命文物数字化传播中会遇到数字形式大于文物本身内涵、数字资源浪费以及当前文物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为此，可以建设革命文物专题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源高效便捷管理，加大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不断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拓宽传播渠道，打造互动性强、体验性足的数字化革命文物，加强人们对革命文物的理解。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主体是谁？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涉及谁来传播、传播谁的文化、为了谁传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了谁的问题，并严肃地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
基于此，黄加文表示，要加强革命文物功能内涵挖掘研究，加强“大思政课”建设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不仅要向广大青少年、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讲好革命文物的故事，也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革命文物的故事。
张士海认为，将革命文物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关系到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革命文物要走出库房，出现在人们眼前，其精神价值才能被人们熟知。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胡沈明认为，革命文物的传播更多以人为主体，谈人与物的命运交织；革命文物传播不仅是文物本身的传播，而是从以物化人向以文化物转向，从主体传播向多元主体传播转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海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注重文本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有效结合。人际传播良好氛围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加强革命文物传播主体的培育，另一方面需要将革命文物创造性转化为人格化的文化符号，丰富人际传播的内容体系。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度，只有激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才能实现人际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梁建新主张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坚守四个立场。一是政治立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要赋予中国化时代化内涵。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国倾听中国的声音，认同中国的角色和价值，这对于新时代我们主动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世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主体立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坚守鲜明的主体意识，要有自己的文化标识。三是理论立场。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是价值立场。一方面，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过程，另一方面，传播过程要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
唐伟胜认为，文物交织着历史记忆和个体记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应注重文物与历史进程及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关联。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李佳宇认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蕴含丰富的革命文化，是传承革命精神、发展红色文旅、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冯荣认为博物馆通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主题活动、发挥数字博物馆传播优势等可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力。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刘祯贵认为，馆藏革命文物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馆藏革命文物展示利用过程中，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系统谋划有关博物馆所藏革命文物红色旅游发展，深度挖掘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内涵，创作更多革命文物题材的红色文化精品，改善文献等革命文物保护设施。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刘青莉认为，博物馆关注重点经历了从“物”到“事”再到“人”的变迁，“阐释性展览”和“展览叙事研究”是这种变迁下的产物。“叙事性展览”以讲故事的形式再现历史，有助于提升博物馆展览的传播效果，增强观众的参观体验和知识获取，“阐释性展览”鼓励人们在接收、理解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个体意义，旨在提升博物馆知识传播中观众的收获。
如何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
对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而言，路径、方法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路径、方法得当，传播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事与愿违。
对此，吴寒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努力将革命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红色基因传承优势以及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优势，不断让革命文物从留下来，到“活”起来、“亮”起来、“热”起来。要发挥馆校协同发展新优势，推出一批原创性、有特色、高质量、影响大的学术成果。要着力拓展教育功能，探索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开展思政教育的新路径、新方式。
黄加文表示，要推进国际合作，积极与国际文化机构、博物馆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共同举办展览、研讨会等活动，让革命文物走向世界，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李莹表示，守护好“百年风雨奋斗路”的党史根基，要深化馆校合作，深度整合资源，以更加专业、系统的方法，更加优化、灵活的举措保护好革命文物，筑牢党的历史根基，让革命文物永续相传。传播好“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情怀，要开发红色文化传播场景，推动革命文物跨领域融合发展，发挥革命文物育人功能和惠民价值。
陈金龙认为，将革命文物传播给海外受众，面临着语言、文字不通，叙事方式不同，文物难以复制和保护等问题，因此，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方法要内外有别。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既要推动革命文物资源与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融合发展，也要紧扣当地特色。一是要深化宣传阐释，让文物“活起来”。通过对革命文物的研究阐释，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理念、价值体系认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创造潜力和发展韧性的信心，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二是要培养传播人才，让文物“讲出彩”。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性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展示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加大革命文物专业方向本科、硕士、博士培养力度，壮大思政人才队伍。同时搭建培养平台，举办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专项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授课，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提供人才支撑。三是要创新传播策略，让文物“走出去”。通过多重手段进行发掘研究，深入阐释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现代传播手段，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发挥其独特优势和有效作用，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孙秀玲认为，创新革命文物的传播方式，对内就是要更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革命文化的认同，拓展更多的传播路径和更为广阔的接受场域。深入挖掘革命文物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革命文物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衔接、深度融合。特别是融入大思政课教学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外就是要掌握好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权，持续加大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力度，不断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力。
青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晨旭等认为，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通过强化组织管理，丰富融入形式，注重教学实效，健全教学体制机制，探索多样教学方式，构建多重融入形式，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刘婷等认为，站在新的赶考之路，要不断激活红色基因遗传因子，强化好传承好红色基因理论、价值、行为表达。
张明海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让革命文化走出博物馆、展览馆，增强革命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强化革命文化的教育功能。要实现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传播方式转变，用低语境方式进行沟通，能够让受众体悟其中蕴含的情感意蕴。
胡沈明认为，在研究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时，需要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文物观。其中，中国古代对于文物的观念是术语逻辑，强调以文化物。西方强调的是实物逻辑，认为文物是一个带有实践维度的文化认同物，通过时空化、符号化和政策化来形成认同。中国侧重在空间上强调形式象征的持久性，西方强调实践中的物质的持久性。
南湖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张楚燕基于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实践，认为由于语言符号、价值观念等影响，价值错层与词义误读常常出现，导致跨文化传播有效性大打折扣。
为此，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陆秀英等建议，翻译者在进行革命文物名称话语转换之前，需要了解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背景文化，增强双语转换的技能，在话语转换过程中灵活运用翻译策略，通过翻译文本二次复查和参考平行语料库文本，不断提升革命文物名称话语转换效果。
唐伟胜认为，讲好革命文物故事要研究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采取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精确传达革命文物背后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要采用国外受众乐见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革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黎志辉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命文物与新科技、新媒体融合，能够焕发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新活力。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馆员郭永群等认为，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体的崛起已经深刻改变了革命文物的传播方式，信息获取、传播和互动方式的巨大改变给革命文化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基于此，数字时代下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既要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载体途径，更要与数智融合发展。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骆文琳认为，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重构革命空间、多元符号叙述革命故事、交互体验建构关系连接、精准匹配满足个性需求四大路径，融合性、创新性地构建传播场景，提升革命文物对外传播效能。
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本权认为，以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生产、传播、交易、消费的理念和机制实现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应坚持文化创意性、适应性、嵌入性、柔韧性与共意性原则，进行产业化、在地化、日常化、故事化、符号化传播，这一过程包括文化符号提炼、传播话语转换、传播内容生产、传播载体拓展、传播效能实现（达成）诸阶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任国征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重视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并以此建立中国革命文物传播范式。构建完善的国际话语体系，要从国际现实和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表述、新理论，引领国际话语、设置国际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建构强大国际话语传播载体，进而建立中国革命文物传播范式。
冯荣认为，革命文物海外传播策略应聚焦“着力提升策展水平，讲好革命文物展览故事”“聚焦世界永恒主题，推动文创产品‘走出去’”“利用热点事件和重要纪念日，拓宽革命文物跨文化影响力”等三方面。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菁等认为，场景体系的策划建构能够使革命文物被更为精准地传播。合理利用多学科优势，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多手段的场景打造，能引发受众的情感认同，扩延革命文物传播的面与度，从而赋予革命文物更强的传播价值、生命力和意义。
刘木子认为，在革命文物对外展览中综合运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有助于更好讲述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塑造可感、可知、可亲的中国形象，更加深入了解和认识新时代中国。
刘善庆 刘欢 王绍龙
（作者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
学术会议围绕“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以必要”“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内容”“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主体”“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路径”等内容展开。在主旨报告环节，11位专家学者以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为主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在分论坛上，近40位学者围绕加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研讨。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以必要？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性话题。文物承载历史，传承文明。革命文物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研究，以革命文物为依托，以物证史、以物叙事、以物说理，有利于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翔实资料素材。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展示传承处处长吴寒表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坚持对革命文物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苏区故事，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打造革命文化传播交流的大平台，不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利于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金龙具体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一是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通过革命文物可以了解党的革命历程和历史贡献，了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形成了精神谱系，通过革命文物可以感受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魅力，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涵。三是能够塑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形象。革命文物承载多方面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华民族形象、中国人民形象的体现。革命文物展示的多维形式，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误解和偏见。四是增进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能够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津从革命文物承载的内涵特质角度阐释了革命文物为何要跨文化传播。他认为，革命文物见证了百年大党的苦难辉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艰辛历程，凝聚了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从不同侧面和领域折射出革命先行者伟大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学术院长孙秀玲从革命文物在文化润疆中的作用角度出发，阐释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她认为，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带领新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也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重视革命文物的内涵挖掘和意义建构，对于巩固文化的主体性、增强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副主任黎志辉从以革命文物为媒介打造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对外窗口的角度阐释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他认为，革命文物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取向，对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独特作用。首先，革命文物是人类精神交流窗口。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精神标识的革命文物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振奋精神与文明互通的历史见证，具有跨国界的文明属性。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可以以实物为媒介促进精神互通和话语认同。其次，革命文物是社会生活交流的窗口。革命文物多数是社会生活日常用品，但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生活的历史见证。最后，革命文物是文化创造的交流窗口。与新科技、新媒体融合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能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成为跨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中国现代“基因”的重要窗口。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何物？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应该传播什么？
对此，吴寒表示，革命文物承载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动记录。从虎门、武昌到石库门、天安门，从鸭绿江、原子城到深圳莲花山，从大寨小岗到浙江的渔村、湖南的十八洞村，革命文物生动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复兴的恢弘史诗。革命文物承载革命精神，是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革命文物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精神、所蕴含的文化。革命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砥砺奋进。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是现代文明的深厚滋养。革命文物“活”起来，不是简单的旧址利用、文创开发、研学、红色旅游，而是让革命文物所承载的精神“活”起来，让精神入脑入心，进而激发人民的爱党爱国热情。革命文物工作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思想内涵和当代政治意义，生动展示好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有效服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加文表示，要依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的优势，坚持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开展重大课题攻关，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要凝聚各方力量，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步伐，打造专业队伍，开发特色优秀文创产品，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革命文物传播实践。
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副书记李莹表示，传承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要进一步深化革命文物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凝聚起民族复兴的最强精神力量。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是我们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陈金龙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信息传播。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以革命文物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给世界。革命文物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许多文物本身就是精神的载体，从中可以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王国龙认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井冈山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赣南师范大学讲师胡聪认为，革命文物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物证和鲜活素材。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内涵，就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有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生动阐释好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描画好大党该有的“大的样子”。
孙秀玲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政治认同。一方面，革命文物是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要以增强政治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另一方面，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可以以他者的视角让更多人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打破偏见，牢牢掌握国家叙事话语的领导权、管理权、传播权以及生产权和表达权。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纪亚光以李富春、蔡畅十万特别党费收据为案例，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伟大建党精神。
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院院长唐伟胜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以实物为载体，向人们传播文物背后蕴含的革命故事和精神价值，讲好革命故事是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所在。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文化自信。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树立正确的三观。红色文化赋能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深化革命文物的研究与阐释，挖掘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将革命文物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作用，激发学生的爱国感、强国志和报国情。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副总编辑刘云云从红色基因的传承与传播如何有效触达海外受众的角度阐述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是一种话语阐释权。她指出，英文的语境和中文的语境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高度重视话语阐释，讲好中国故事。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婷等认为，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浓缩和一脉相承的遗传密码，是政党的初心标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党的形象。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梁建新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一个过程，其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黎志辉认为，革命文物与世界普遍流行的“眼光向下”的社会史观、民众史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能够为其他国家的人士近距离观察中国近代的民众抗争提供历史依据，从而使其产生跨越时空的共情效应。
甘肃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刘木子认为，陈列展览是革命文物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革命文物对外展览的策展主题，应当在中国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中讲述普通中国革命者和支援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外国友人的故事，以相近的价值观使国（境）外观众产生共情和共鸣。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晨认为，中央苏区革命歌曲中集体记忆与空间场景的交叠，共同展示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画卷，对当下延续中央苏区革命歌曲中的集体记忆与场景有启发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林诗昊认为，革命文物等宝贵的红色资源在新时代价值重构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拓展红色文化产业领域阵地、树立正确红色资源开发理念、借助科技形成红色文化产业全新业态和强化红色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等举措，可以使红色资源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实现红色文化产业快速可持续发展，助力革命老区振兴。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欢认为，革命文物数字化传播中会遇到数字形式大于文物本身内涵、数字资源浪费以及当前文物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为此，可以建设革命文物专题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源高效便捷管理，加大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不断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拓宽传播渠道，打造互动性强、体验性足的数字化革命文物，加强人们对革命文物的理解。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主体是谁？
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涉及谁来传播、传播谁的文化、为了谁传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了谁的问题，并严肃地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
基于此，黄加文表示，要加强革命文物功能内涵挖掘研究，加强“大思政课”建设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不仅要向广大青少年、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讲好革命文物的故事，也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革命文物的故事。
张士海认为，将革命文物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关系到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革命文物要走出库房，出现在人们眼前，其精神价值才能被人们熟知。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胡沈明认为，革命文物的传播更多以人为主体，谈人与物的命运交织；革命文物传播不仅是文物本身的传播，而是从以物化人向以文化物转向，从主体传播向多元主体传播转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海认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注重文本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有效结合。人际传播良好氛围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加强革命文物传播主体的培育，另一方面需要将革命文物创造性转化为人格化的文化符号，丰富人际传播的内容体系。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度，只有激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才能实现人际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梁建新主张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坚守四个立场。一是政治立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要赋予中国化时代化内涵。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国倾听中国的声音，认同中国的角色和价值，这对于新时代我们主动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世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主体立场。革命文物的跨文化传播要坚守鲜明的主体意识，要有自己的文化标识。三是理论立场。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是价值立场。一方面，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过程，另一方面，传播过程要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
唐伟胜认为，文物交织着历史记忆和个体记忆。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应注重文物与历史进程及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关联。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李佳宇认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蕴含丰富的革命文化，是传承革命精神、发展红色文旅、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冯荣认为博物馆通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主题活动、发挥数字博物馆传播优势等可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力。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刘祯贵认为，馆藏革命文物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馆藏革命文物展示利用过程中，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系统谋划有关博物馆所藏革命文物红色旅游发展，深度挖掘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内涵，创作更多革命文物题材的红色文化精品，改善文献等革命文物保护设施。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刘青莉认为，博物馆关注重点经历了从“物”到“事”再到“人”的变迁，“阐释性展览”和“展览叙事研究”是这种变迁下的产物。“叙事性展览”以讲故事的形式再现历史，有助于提升博物馆展览的传播效果，增强观众的参观体验和知识获取，“阐释性展览”鼓励人们在接收、理解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个体意义，旨在提升博物馆知识传播中观众的收获。
如何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
对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而言，路径、方法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路径、方法得当，传播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事与愿违。
对此，吴寒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努力将革命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红色基因传承优势以及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优势，不断让革命文物从留下来，到“活”起来、“亮”起来、“热”起来。要发挥馆校协同发展新优势，推出一批原创性、有特色、高质量、影响大的学术成果。要着力拓展教育功能，探索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开展思政教育的新路径、新方式。
黄加文表示，要推进国际合作，积极与国际文化机构、博物馆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共同举办展览、研讨会等活动，让革命文物走向世界，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李莹表示，守护好“百年风雨奋斗路”的党史根基，要深化馆校合作，深度整合资源，以更加专业、系统的方法，更加优化、灵活的举措保护好革命文物，筑牢党的历史根基，让革命文物永续相传。传播好“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情怀，要开发红色文化传播场景，推动革命文物跨领域融合发展，发挥革命文物育人功能和惠民价值。
陈金龙认为，将革命文物传播给海外受众，面临着语言、文字不通，叙事方式不同，文物难以复制和保护等问题，因此，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方法要内外有别。
刘津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既要推动革命文物资源与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融合发展，也要紧扣当地特色。一是要深化宣传阐释，让文物“活起来”。通过对革命文物的研究阐释，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理念、价值体系认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创造潜力和发展韧性的信心，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二是要培养传播人才，让文物“讲出彩”。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性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展示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加大革命文物专业方向本科、硕士、博士培养力度，壮大思政人才队伍。同时搭建培养平台，举办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专项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授课，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提供人才支撑。三是要创新传播策略，让文物“走出去”。通过多重手段进行发掘研究，深入阐释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现代传播手段，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发挥其独特优势和有效作用，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孙秀玲认为，创新革命文物的传播方式，对内就是要更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革命文化的认同，拓展更多的传播路径和更为广阔的接受场域。深入挖掘革命文物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革命文物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衔接、深度融合。特别是融入大思政课教学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外就是要掌握好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权，持续加大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力度，不断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力。
青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晨旭等认为，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通过强化组织管理，丰富融入形式，注重教学实效，健全教学体制机制，探索多样教学方式，构建多重融入形式，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刘婷等认为，站在新的赶考之路，要不断激活红色基因遗传因子，强化好传承好红色基因理论、价值、行为表达。
张明海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让革命文化走出博物馆、展览馆，增强革命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强化革命文化的教育功能。要实现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传播方式转变，用低语境方式进行沟通，能够让受众体悟其中蕴含的情感意蕴。
胡沈明认为，在研究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时，需要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文物观。其中，中国古代对于文物的观念是术语逻辑，强调以文化物。西方强调的是实物逻辑，认为文物是一个带有实践维度的文化认同物，通过时空化、符号化和政策化来形成认同。中国侧重在空间上强调形式象征的持久性，西方强调实践中的物质的持久性。
南湖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张楚燕基于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实践，认为由于语言符号、价值观念等影响，价值错层与词义误读常常出现，导致跨文化传播有效性大打折扣。
为此，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陆秀英等建议，翻译者在进行革命文物名称话语转换之前，需要了解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背景文化，增强双语转换的技能，在话语转换过程中灵活运用翻译策略，通过翻译文本二次复查和参考平行语料库文本，不断提升革命文物名称话语转换效果。
唐伟胜认为，讲好革命文物故事要研究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采取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精确传达革命文物背后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要采用国外受众乐见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革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黎志辉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命文物与新科技、新媒体融合，能够焕发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新活力。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馆员郭永群等认为，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体的崛起已经深刻改变了革命文物的传播方式，信息获取、传播和互动方式的巨大改变给革命文化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基于此，数字时代下推进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既要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载体途径，更要与数智融合发展。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骆文琳认为，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重构革命空间、多元符号叙述革命故事、交互体验建构关系连接、精准匹配满足个性需求四大路径，融合性、创新性地构建传播场景，提升革命文物对外传播效能。
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本权认为，以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生产、传播、交易、消费的理念和机制实现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应坚持文化创意性、适应性、嵌入性、柔韧性与共意性原则，进行产业化、在地化、日常化、故事化、符号化传播，这一过程包括文化符号提炼、传播话语转换、传播内容生产、传播载体拓展、传播效能实现（达成）诸阶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任国征认为，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需要重视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并以此建立中国革命文物传播范式。构建完善的国际话语体系，要从国际现实和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表述、新理论，引领国际话语、设置国际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建构强大国际话语传播载体，进而建立中国革命文物传播范式。
冯荣认为，革命文物海外传播策略应聚焦“着力提升策展水平，讲好革命文物展览故事”“聚焦世界永恒主题，推动文创产品‘走出去’”“利用热点事件和重要纪念日，拓宽革命文物跨文化影响力”等三方面。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菁等认为，场景体系的策划建构能够使革命文物被更为精准地传播。合理利用多学科优势，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多手段的场景打造，能引发受众的情感认同，扩延革命文物传播的面与度，从而赋予革命文物更强的传播价值、生命力和意义。
刘木子认为，在革命文物对外展览中综合运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有助于更好讲述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塑造可感、可知、可亲的中国形象，更加深入了解和认识新时代中国。
刘善庆 刘欢 王绍龙
（作者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