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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与时代挑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学术研讨会精彩发言集锦
时间：2024.04.23
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世界文化遗产主场活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时代挑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一起来看看知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集锦。
主 持 人：徐天进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考古遗产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王旭东
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长
从《威尼斯宪章》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敦煌石窟和故宫的保护实践探索，讲述了敦煌与故宫保护的变化与创新，提出从普遍意义上未来需要做到的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从《威尼斯宪章》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编制，没有国际合作，没有对不同的文明就没有理性的认识，也不可能各自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吸取经验甚至是教训，未来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如今故宫博物院就推出了太和学者计划，遴选国际同行到故宫博物院，我们也输送故宫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走出去。
第二，推动科技创新。考古保护融入科技创新，新材料、新工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能成为展示文物的方式，需要去对接、探讨与交流。敦煌从90年代初开始数字化探索，在一个山沟里成为了石窟壁画保护数字化的领头羊，故宫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数字化探索，现在一半馆藏文物实现了数字化，这个成绩非常巨大，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科技创新推动文物遗产保护是一个趋势。
第三，质量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推出了质量强国纲要，推出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文物保护一定要纳入到这个体系中间。ISO/TC的申请成功为我们未来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必须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质量标准实验室，真正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高质量的标准化发展体系中。
第四，加强公众参与。《威尼斯宪章》、《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都倡导这点，要把周边社区居民的参与融入到相关的决策中，充分听取全国各界的意见。
第五，深化文化遗产领域人才培养。人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文博考古行业要大量培养人才。文博机构的资深专家向高校流动是好事，同时也要让年轻人加入，人才培养要全方位、多渠道。
常 青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围绕《对建成遗产话语范式的再认识》这一主题进行讲述，在纪念《威尼斯宪章》问世60周年，正逢建成遗产保护传承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之时，其与城市更新的交集愈来愈频繁，矛盾也愈来愈突出。他认为，进一步厘清建成遗产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和外延，是实质推进保护与再生事业的前提。因而需要首先在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并能促进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建成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其历史环境的活化再生，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业主、管理方、建设方、投资方和设计方，要在保护、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新旧共生等问题上，一案一议，对症下药，依规合法，守正创新，为城市更新中的保护与再生，找到策略选择和解决途径。
张 杰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
围绕《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国际比较与发展趋势》这一主题，对城市保护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从国际历史城市保护理论的演进、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发展、当下中国遗产保护的国际性和特殊性三方面，讲述了《威尼斯宪章》产生的产生背景以及它对现在社会的实践，张杰教授提出，应该强调社区参与的活态保护，思考如何让遗产成为城市的资源，源融入到当代，创造就业，创造经济发展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并认为遗产保护和建筑再利用与双碳目标需要绑定在一起，这也是应对双碳和气候变化的实践。
蒋卫东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围绕《严文明先生与良渚》讲述严文明先生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有着不解之缘。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一直是先生学术研究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先后发表过关于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很多篇的文章，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化谱系的研究，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考古学观察等诸多方面几乎都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中有具体的体现。
严文明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良渚文化谱系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侧重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全方位研究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阶段。第四阶段：全面总结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进良渚大遗址保护的工作阶段。
李向东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围绕“《威尼斯宪章》在吴哥古迹保护中的应用与实践”这一主题，通过中国团队在1998年至2008年历经了十年时间对周萨神庙进行维修的例子，分享了保护实践的中国理念，遵守《吴哥宪章》的同时，也在践行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尤其是中国文物保护理念当中常用的一些，比如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坚持原工艺、原材料的原则，坚持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的原则，坚持可逆性的原则，坚持多学科应用的原则。
王力军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围绕“历史之镜与未来之路——《威尼斯宪章》1964-2024”进行讲述，《威尼斯宪章》的建立以及一系列保护共识的建立，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窗口，它要通过这种文明对话来达成一些共同；其次它是共识的平台，形成这些共识以后，才可以共同推进这些遗产保护的工作，专委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对话，能够形成未来和平、协同的纽带。同时要关注发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的展现，持续探索理念和技术的更新和发展，创建对话平台，推动人类新共识的达成。
詹长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原秘书长
围绕《威尼斯宪章》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为我们讲述，《威尼斯宪章》的引入不仅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先进理念和标准，还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同时推动了保护理念的更新、法规的完善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威尼斯宪章》以来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精神也提醒着我们，在面对快速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时，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此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寻求创新的科学保护方法，鼓励公众参与和跨学科合作与建设，以确保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卢远征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围绕《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的主题，通过深入挖掘和广泛传播文物里面的价值，赋能遗产的价值。比如说拱宸桥来做一些界面的修复，将市民的生活，与博物馆，与运河的环境融为一体，通过街区的定位和功能更新来重构它的活力。关注原住民，推动活态传承和发展，使之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城市现代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城市的金名片，这里面体现的是遗产价值倡导的生活气息。比如说德寿宫为游客的沉浸式的参观提供一个体验的场所，通过这样一个建设使它成为通往南宋生活的一把钥匙，为古迹遗址的价值怎么样赋能一个城市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千万工程，探索发展的模式，将这种模式从本体保护，到公众参与，再到文化赋能中去，让遗址真地走进大众的心灵。
刘克成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围绕《西安探索：1950—2024西安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讲述，西安在数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摸索中积累的经验，正在释放更高价值。2014年，以西安为节点，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也是中国以及世界第一项成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
2022年，由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合作共建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在西安挂牌成立。在中华民族开始走向伟大复兴之时，在国家开始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之时，西安又被赋予新的使命，进行新的探索。2024年，春节假期的西安城人潮涌动，西安已经成为观众学习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站。
半个世纪以来，西安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扮演了一个探索者的角色，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构成了独特的西安经验，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 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管理教席主持人、亚洲文化遗产管理学会秘书长
围绕《面向亚洲时代的历史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这一主题，通过一系列的举例，从亚洲城市化的趋势对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在这两个大趋势的条件下，未来的遗产可以怎么做，三个方面与我们共同探讨在人口密度越来越密集的情况下，遗产保护的平衡，以及城市高层化的情况下，遗址保护所要面临的矛盾与目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
邵 甬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乡土建筑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围绕《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这一主题，从“人居型遗产”的特点、价值与属性；“人居型遗产”的挑战和“真实性”问题两方面进行探讨，人居型遗产的空间和人的行为共同组成了其本真的“生活”。因此，人居型遗产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又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应重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重视发展创新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活力；重视创造平等对话机制，促进社区参与来实现“宜居、活力、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宋新潮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从四个方面讲述了《威尼斯宪章》实践。首先，应在思想上认识《威尼斯宪章》的宗旨精髓，坚守为全人类保护遗产的共同理念。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开放交流合作，以应对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坚持人类价值的统一性，积极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积极推进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第三，要坚持遗产及其环境整体保护理念，应对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年来愈发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举办“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议”，呼吁全行业关注和探讨文化遗产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这也是《威尼斯宪章》提出将古迹及其产生环境整体保护这一理念的延续。《世界遗产名录》中就有不少实例，反映出人们适应环境、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能够为今天应对环境危机，实现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第四，要强化科学研究，以科技创新助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科技迅速发展，为我们认识文物古迹的结构和材料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解决文物保护面临的困难提供了新的路径。我们应以科学辩证的思维，积极、审慎、稳妥地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坚持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推进保护技术攻关和应用，更多新的科技成果、新的修复材料将应用于古老遗产的保护之中，使其价值赓续传承，这也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体现。
学术研讨上半场
主 持 人：徐天进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考古遗产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长
从《威尼斯宪章》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敦煌石窟和故宫的保护实践探索，讲述了敦煌与故宫保护的变化与创新，提出从普遍意义上未来需要做到的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从《威尼斯宪章》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编制，没有国际合作，没有对不同的文明就没有理性的认识，也不可能各自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吸取经验甚至是教训，未来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如今故宫博物院就推出了太和学者计划，遴选国际同行到故宫博物院，我们也输送故宫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走出去。
第二，推动科技创新。考古保护融入科技创新，新材料、新工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能成为展示文物的方式，需要去对接、探讨与交流。敦煌从90年代初开始数字化探索，在一个山沟里成为了石窟壁画保护数字化的领头羊，故宫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数字化探索，现在一半馆藏文物实现了数字化，这个成绩非常巨大，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科技创新推动文物遗产保护是一个趋势。
第三，质量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推出了质量强国纲要，推出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文物保护一定要纳入到这个体系中间。ISO/TC的申请成功为我们未来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必须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质量标准实验室，真正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高质量的标准化发展体系中。
第四，加强公众参与。《威尼斯宪章》、《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都倡导这点，要把周边社区居民的参与融入到相关的决策中，充分听取全国各界的意见。
第五，深化文化遗产领域人才培养。人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文博考古行业要大量培养人才。文博机构的资深专家向高校流动是好事，同时也要让年轻人加入，人才培养要全方位、多渠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围绕《对建成遗产话语范式的再认识》这一主题进行讲述，在纪念《威尼斯宪章》问世60周年，正逢建成遗产保护传承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之时，其与城市更新的交集愈来愈频繁，矛盾也愈来愈突出。他认为，进一步厘清建成遗产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和外延，是实质推进保护与再生事业的前提。因而需要首先在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并能促进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建成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其历史环境的活化再生，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业主、管理方、建设方、投资方和设计方，要在保护、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新旧共生等问题上，一案一议，对症下药，依规合法，守正创新，为城市更新中的保护与再生，找到策略选择和解决途径。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
围绕《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国际比较与发展趋势》这一主题，对城市保护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从国际历史城市保护理论的演进、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发展、当下中国遗产保护的国际性和特殊性三方面，讲述了《威尼斯宪章》产生的产生背景以及它对现在社会的实践，张杰教授提出，应该强调社区参与的活态保护，思考如何让遗产成为城市的资源，源融入到当代，创造就业，创造经济发展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并认为遗产保护和建筑再利用与双碳目标需要绑定在一起，这也是应对双碳和气候变化的实践。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围绕《严文明先生与良渚》讲述严文明先生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有着不解之缘。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一直是先生学术研究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先后发表过关于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很多篇的文章，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化谱系的研究，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考古学观察等诸多方面几乎都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中有具体的体现。
严文明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良渚文化谱系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侧重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全方位研究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阶段。第四阶段：全面总结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进良渚大遗址保护的工作阶段。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围绕“《威尼斯宪章》在吴哥古迹保护中的应用与实践”这一主题，通过中国团队在1998年至2008年历经了十年时间对周萨神庙进行维修的例子，分享了保护实践的中国理念，遵守《吴哥宪章》的同时，也在践行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尤其是中国文物保护理念当中常用的一些，比如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坚持原工艺、原材料的原则，坚持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的原则，坚持可逆性的原则，坚持多学科应用的原则。
学术研讨下半场
主 持 人：姜波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围绕“历史之镜与未来之路——《威尼斯宪章》1964-2024”进行讲述，《威尼斯宪章》的建立以及一系列保护共识的建立，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窗口，它要通过这种文明对话来达成一些共同；其次它是共识的平台，形成这些共识以后，才可以共同推进这些遗产保护的工作，专委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对话，能够形成未来和平、协同的纽带。同时要关注发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的展现，持续探索理念和技术的更新和发展，创建对话平台，推动人类新共识的达成。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原秘书长
围绕《威尼斯宪章》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为我们讲述，《威尼斯宪章》的引入不仅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先进理念和标准，还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同时推动了保护理念的更新、法规的完善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威尼斯宪章》以来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精神也提醒着我们，在面对快速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时，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此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寻求创新的科学保护方法，鼓励公众参与和跨学科合作与建设，以确保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围绕《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的主题，通过深入挖掘和广泛传播文物里面的价值，赋能遗产的价值。比如说拱宸桥来做一些界面的修复，将市民的生活，与博物馆，与运河的环境融为一体，通过街区的定位和功能更新来重构它的活力。关注原住民，推动活态传承和发展，使之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城市现代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城市的金名片，这里面体现的是遗产价值倡导的生活气息。比如说德寿宫为游客的沉浸式的参观提供一个体验的场所，通过这样一个建设使它成为通往南宋生活的一把钥匙，为古迹遗址的价值怎么样赋能一个城市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千万工程，探索发展的模式，将这种模式从本体保护，到公众参与，再到文化赋能中去，让遗址真地走进大众的心灵。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围绕《西安探索：1950—2024西安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讲述，西安在数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摸索中积累的经验，正在释放更高价值。2014年，以西安为节点，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也是中国以及世界第一项成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
2022年，由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合作共建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在西安挂牌成立。在中华民族开始走向伟大复兴之时，在国家开始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之时，西安又被赋予新的使命，进行新的探索。2024年，春节假期的西安城人潮涌动，西安已经成为观众学习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站。
半个世纪以来，西安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扮演了一个探索者的角色，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构成了独特的西安经验，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管理教席主持人、亚洲文化遗产管理学会秘书长
围绕《面向亚洲时代的历史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这一主题，通过一系列的举例，从亚洲城市化的趋势对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在这两个大趋势的条件下，未来的遗产可以怎么做，三个方面与我们共同探讨在人口密度越来越密集的情况下，遗产保护的平衡，以及城市高层化的情况下，遗址保护所要面临的矛盾与目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乡土建筑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围绕《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这一主题，从“人居型遗产”的特点、价值与属性；“人居型遗产”的挑战和“真实性”问题两方面进行探讨，人居型遗产的空间和人的行为共同组成了其本真的“生活”。因此，人居型遗产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又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应重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重视发展创新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活力；重视创造平等对话机制，促进社区参与来实现“宜居、活力、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总结发言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从四个方面讲述了《威尼斯宪章》实践。首先，应在思想上认识《威尼斯宪章》的宗旨精髓，坚守为全人类保护遗产的共同理念。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开放交流合作，以应对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坚持人类价值的统一性，积极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积极推进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第三，要坚持遗产及其环境整体保护理念，应对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年来愈发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举办“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议”，呼吁全行业关注和探讨文化遗产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这也是《威尼斯宪章》提出将古迹及其产生环境整体保护这一理念的延续。《世界遗产名录》中就有不少实例，反映出人们适应环境、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能够为今天应对环境危机，实现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第四，要强化科学研究，以科技创新助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科技迅速发展，为我们认识文物古迹的结构和材料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解决文物保护面临的困难提供了新的路径。我们应以科学辩证的思维，积极、审慎、稳妥地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坚持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推进保护技术攻关和应用，更多新的科技成果、新的修复材料将应用于古老遗产的保护之中，使其价值赓续传承，这也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体现。
